股指期货的推出，与其说是增加了一个调控股市的政策工具，不如说是把本该属于市场的对冲机制还给了市场。

跟金融过度创新而引发金融危机的美国不同，中国不是过度创新，而是创新不足。

早在 1993年3月10日，海南证券报价交易中心就推出了以深圳综合指数、深圳A股指数的股指期货。那时深圳上市的公司还很少，除了深发展还有点像蓝筹股的样子，就连万科的市值都很小，指数变化的投机色彩很浓厚。虽然交易的活跃程度一度超乎想象，但仅仅维持了一年就被关闭了。“一朝被蛇咬，十年怕井绳”，它的失败在中国资本市场所留下的阴影是难以估量的。特别是在 1995年2月23日上海发生327国债期货逼空事件以后，一谈起股指期货在内的金融衍生品种，就不免“杯弓蛇影”。

那么，没有了股指期货，也暂停了国债期货的中国股市，究竟有没有因此而脱离大起大落的困扰呢?答案显然是让人失望的。即使在以“维稳”为宗旨的政策下，不遗余力地加大了监管力度，而且还时不时地推出一些创新措施的情况下，金融产品的创新拓展与金融风险的监控管理之间的矛盾，成了横亘在中国资本市场的一道似乎难以逾越的坎。

毫无疑问，市场越来越需要金融创新，但以往的每一次创新，却几乎总给市场带来了难以忘怀的切肤之痛。这究竟是怎么回事?回顾一下权证创设的故事，对于弄明白这里面很多费解的问题，也许不无帮助。在权证弥补了股改对价的某些不足，并扩展了市场交易空间的同时，根据“增加供给”就可以“避免供给失衡造成发行价虚高”的理论推断，权证市场引入了创设的概念。可惜，权证市场非但一点也没有因此带来供应的增加，稍稍缓解其频繁交易推升价格虚火的力度，反而让那些还没有来得及为稳定市场尽点职责的券商，借着创设权证的无限增发，一个个赚了个盆满钵满。人们在谈到券商滥用权证创设时，最集中的批评意见，就是说行政干预的越俎代庖让金融创新变了味。行政干预越是对市场不放心，不放手，市场就越是难以在公平交易的基础上建立起正常的市场秩序。金融创新，尤其如此。